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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甘肃人的历史罪人:张仲良这个“人”

甘肃酒圈子2018-04-15 16:23:14



张仲良(1907-1983), 陕西耀县人。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供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49)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将军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知道甘肃饿死群众真相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萧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
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
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7: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
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
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还高

 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在甘肃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

转自政史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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